李宇，1977年12月出生，199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2015年7月，任原西藏國盛國有資產投資控股有限公司（2019年1月更名為西藏國盛園區發展投資有限公司，以下簡稱原西藏國盛公司）副總經理（主持工作、正處級）。曾任山東省干部學院副院長、山東省商務信息中心副主任等職。
2020年4月，李宇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接受西藏自治區紀委監委審查調查，并被采取留置措施。2020年6月，經自治區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，決定給予李宇開除黨籍處分，由自治區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，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，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，所涉財物隨案移送。
“總開關”出問題，貪圖享樂生活奢靡
接受審查調查后，李宇回憶說，他從小生長在勝利油田，家中父母都是油田職工，雖不富裕，卻也衣食無憂，從小他便沒有貧困、匱乏的概念，也沒有養成艱苦奮斗、勤儉節約的習慣，潛意識里或多或少向往奢華的生活方式，認為那樣才是真正的生活。
從2000年參加工作開始，李宇連續13年都在組織部門工作。當時的李宇便紀律意識淡漠、自我放縱，整日陶醉于省里各級官員的“關懷”中，沉迷于燈紅酒綠的應酬中，滿足于凡事都可以找人的“方便”中，使其自我意識膨脹，有些飄飄然。
“認認真真走形式，馬馬虎虎念稿子，完全沒有入腦入心變成行動。”回顧多年來接受黨性教育情況，李宇反思發現，自己僅滿足于把黨章黨規黨紀和有關文件、講話精神抄在本子上，浮皮潦草、敷衍了事，個人黨性修養長期得不到提高，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這個“總開關”亦出現了問題。
2015年7月，李宇正式到原西藏國盛公司工作，面對“一個人說了算”的國有企業，他更加肆無忌憚。由于單位出差、應酬等活動較多，所需經費數額較大，錢從哪里出成為李宇第一個考慮解決的問題。
李宇回憶，經其審批，在不到半年時間里，原西藏國盛公司使用單位經費違規報銷餐費、酒水、旅游景點門票、土特產等費用共計23.4萬元。當然，在為大家謀一些“福利”的同時，李宇也不忘為自己謀一些特權，私車公養不在話下，就連其個人房租及更換窗簾等支出也用公款開支。
李宇貪圖享樂、生活奢靡、追求低級趣味，2015年8月至2018年上半年，他經常出入高檔娛樂會所，并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，與娛樂會所有償陪侍人員保持密切關系。
“自己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個人黨性修養不夠，世界觀、價值觀、人生觀出現了問題。”李宇在懺悔材料中寫道：“世界觀不正，必然導致個人信仰出現偏差；價值觀不正，必然導致金錢至上；人生觀不正，必然導致及時行樂思想，貪圖享樂、紙醉金迷、忘記了艱苦奮斗。”
與老板稱兄道弟，樂在其中當“大哥”
“李宇是一名‘75后’干部，曾經歷多個重要崗位，之所以讓他主持公司工作，正是因為組織對其寄予厚望。”自治區國資委黨委書記李海波介紹說。然而，這樣一位曾經年輕有為的黨員干部，卻放松了自我約束，一步一步落入了被圍獵的陷阱里。
由于對下屬經濟上無微不至的“體貼”，李宇很快與公司員工打成了一片，從上到下多唯他馬首是瞻。起初李宇還時常提醒自己，但在各種曲意逢迎中，他逐漸迷失，把紀律、制度視為擺設，把國企的資源視為尋租的資本。
“我像斷了線的風箏在空中隨意起舞，卻忘了沒有黨紀國法這根弦，風箏是遲早要掉下來摔跟頭的。”很快，一些“有心人”找到了李宇。
2016年春節，西藏某旅游開發有限公司法人熊某專程到拉薩拜訪了李宇，也帶來了足夠的誠意——3箱高檔白酒，價值0.9萬元。其實早在2015年7月，原西藏國盛公司就向熊某所在公司投資2000萬元，持股20%，成為其大股東之一。見熊某“上道”，李宇借此要求熊某同意原西藏國盛公司以工會名義入股，并按職工職務高低和入職年限等條件分配收益。
2016年4月至2017年10月，西藏某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在連續兩年虧損，未向原西藏國盛公司支付任何投資收益的情況下，向該公司員工兌現投資收益共計32.5萬余元，李宇個人從中獲利4.15萬元。
而在此之前，北京某公司西藏分公司負責人孔某、西藏某公司法人李某、四川某公司西藏分公司的鄧某等人也相繼拜訪過李宇，并送上了錢款、蟲草、手機，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85.75萬元。
剛開始，因為對老板們不熟，李宇收受禮品錢款還有所顧忌，但深諳“圍獵”之道的幾位老板略施手段，李宇很快便與他們稱兄道弟起來，收錢收禮更是來者不拒。
“黨員干部‘八小時外’是腐敗的‘滋生區’和‘重災區’，李宇就是在‘八小時外’翻了船。”自治區紀委監委審查調查人員介紹，李宇常年一個人在拉薩，時常想著單身生活應該找些樂趣，老板們便投其所好，時常陪他吃吃喝喝，流連于KTV、洗腳房等場所，推杯換盞過后，大家順理成章尊李宇為“大哥”。李宇也樂在其中，把這些視作講義氣、拉人脈，完全忘記黨員干部應有的紀律要求和原則底線，老板們但有所求，他便想方設法“伸出援手”，甚至主動幫老板解決問題、尋找資源，把自己混同為權力掮客。
無視規章制度，盲目投資被套路
到西藏工作之前的5年，李宇通過兩次公開競爭上崗，三年從正科考到正處，這使他自我迷信程度極度膨脹，不去想這是組織的培養，應該好好珍惜，反而認為這是自己能力強應得的，自視甚高。
“前些年混得風生水起，到這里豈能屈居人后，一定要干出點成績。”抱著立功心切的心態，李宇一到原西藏國盛公司工作，就提出了若干不切實際的發展目標。
“這些烏托邦式的計劃與目標，既沒有向自治區國資委請示匯報，征得上級主管部門的指導與支持，也沒有深入調研國盛實際情況，切實考慮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實際，都是頭腦發熱盲目決定的。”審查調查人員說，缺乏國企工作經驗的李宇“遇事憑感覺，談事憑心情，完全是盲人騎瞎馬”，不依規章制度、沒有工作章法，也聽不進下屬半句意見建議。
然而，聽不進勸的李宇，卻對老板孔某深信不疑。“在與我打交道的幾個老板中，他一開始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不僅姿態放得很低，而且出手闊綽。”隨著交往頻繁，李宇逐漸視孔某為可以深交的人，并在孔某的多次游說下，下定決心與其合作。
2015年8月至9月，在李宇的全力推動下，原西藏國盛公司在未對投資項目實地調查，未召開決策會議的情況下，違反業務投資流程，先后兩次通過孔某與多家公司簽訂投資服務協議，投資總金額5000萬元。
“我曾一度以為人家夠朋友、肯幫忙，卻沒料到始終被他們牽著鼻子走，一步一步成為別人的提款機。”本想著能一鳴驚人的李宇，很快發現自己落入了別人早就布置好的陷阱里。投資期限未到，由孔某“牽線搭橋”的四家公司均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當地有關部門查處，扣除已收回的相關本金和投資收益，原西藏國盛公司面臨直接經濟損失4700萬元，間接經濟損失200萬元。
2016年5月，自治區國資委在發現原西藏國盛公司資金異常后，對該公司進行了檢查，李宇非但沒有抓住機會向上級主管部門坦誠交代問題，反而妄圖用第三方委貸化解問題，用未來發展消化當前問題，安排公司財務人員對賬目進行調整，通過拆裝記賬憑證、制作假的銀行對賬單等方式填平賬目，以掩蓋其投資虧損、違規委托貸款、違規擔保、違規理財等行為。
“出了問題總是想先捂住，犯了錯誤不求組織求老板，最終一步錯步步錯，偏聽偏信、害人害己。”此后的李宇依然長期熱衷于各種迎來送往、接待應酬，錯過了一次次自警自救的機會，甚至得知組織在調查自己的問題時，李宇雖然寢食難安，但還是心存僥幸，沒有邁開主動尋求組織挽救的關鍵一步。
“思來處方知去處，省己過才明方向。”李宇在懺悔書中寫道，經過審查調查人員耐心細致的教育引導，李宇深刻認識到，最好的自救就是向組織全面交代自己所犯的錯誤，反思自己違紀違法的問題根源。（本報記者 鄧青 廖天冰 毛婧）
量紀量法分析
經查，李宇存在以下違紀違法和涉嫌犯罪問題。
在違反黨的紀律方面：李宇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，揮霍浪費公款；違反組織紀律，在主持工作期間，違反“三重一大”議事規則，違反投資流程，不按規定向自治區國資委報批報備；違反廉潔紀律，收受可能影響正常執行公務的禮品，私車公養，違規在關聯企業入股，從中謀取私利；違反工作紀律，在上級單位檢查工作中弄虛作假；違反生活紀律，貪圖享樂，生活奢靡，追求低級趣味。李宇前述有關行為，亦構成職務違法。
在涉嫌犯罪方面：李宇利用職務上的便利，非法占有公款，用于個人支出，涉嫌貪污犯罪；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，非法收受他人財物，涉嫌受賄犯罪；違規擅自決定大額投資，致使國有資產重大損失，涉嫌國有公司、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犯罪。
李宇身為共產黨員，國有公司領導人員，背棄理想信念，缺乏黨性原則，組織紀律意識缺失，自行其是，我行我素，嚴重違反黨的組織紀律、廉潔紀律、工作紀律、生活紀律，并涉嫌國有公司、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犯罪，貪污犯罪，受賄犯罪，且在黨的十八大后不收斂、不收手，性質嚴重、影響惡劣。依據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》等有關規定，決定給予李宇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處分；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；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，所涉財物隨案移送。
